一、康保干嗑
康保干嗑是河北省坝上地域（俗称坝上草原）深受广阔大众喜欢的一种民间文学。清朝乾隆、嘉庆年间，由于晋、陕、冀、鲁等地的大批移民北迁，移民从口里到口外很自然地把内地的道情、民歌、社火、秧歌、打坐腔等艺术带到坝上康保，与蒙古民歌、好来宝、蒙古长调等相交融，为康保干嗑的降生与开展提供了肥美的土壤。多元文化在这里会聚，经民间艺人二度加工，在模拟蒙古长调、好来宝、打坐腔方式的根底上，创作了一种集化装、说唱、扮演为一体的民间艺术方式。
康保干嗑产生确实切年代，无文字记载。据民间老艺人讲：大约在光绪十六年，当地民间就有了业余性质的二人台戏班子，距今约有140余年的历史。当时这一带地广人稀，寓居分散，人们只能在场光地净、大雪掩门、消闲无事时，在农历正月间来庆祝一年的劳动成果，祝愿来年风调雨顺，人们围坐在热炕头上，野曲无腔，即兴说唱，自娱自乐，渐渐的就构成了“坐腔”说唱。经过长期理论，康保干嗑逐渐成熟起来，由“坐腔”方式开展为扮演。
“康保干嗑”既有群体世代相传的特性，又有突出的历史、文化价值，特别是研讨蒙汉文化融合的价值。由于多方缘由，如今处于濒危状态，亟需抢救、维护。
抢救、维护康保干嗑，对研讨蒙汉文化，促进民族团结，活泼僻远地域大众文化生活，促进社会可持续开展，构建调和社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康保二人台
河北省境内的二人台主要以康保、张北等县为传播中心，因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以西盛行的二人台有许多区别，又称东路二人台。其以以叙事的方式反映理想，具有浓重的乡土气息。
二人台传统剧目有《回关南》、《割红缎》、《拉骆驼》、《三女拜寿》、《串河湾》、《撒荞麦》、《卖碗》等六十多出。音乐分唱腔和伴奏曲牌两局部。唱腔主要是河北、陕西、山西、内蒙古的民歌，多系一剧多曲，专曲专用。唱词多用比兴，极富夸大，衬词叠字运用频繁。较早的唱法是高打低唱，用真声。后来开展为真假声相分离，有“满”（满打满唱）、“花”（旋律加花）、“闪”（闪板躲字）、“掐”（简化旋律）、“口”（口语化）五种唱法。牌子曲是供乐队单独演奏的器乐曲，约有八十首，来源于蒙汉民歌、古曲、社火、佛曲、晋剧等戏曲曲牌，演奏作风热烈火炽。唱念用张家口及坝上地域方言，平声不分阴阳，有入声字，这是与西路二人台的重要区别。
二人台传统乐队由笛、四胡、扬琴（三大件）、四块瓦组成，演奏作风热烈。在扮演上具有短小生动、把戏繁多、节拍紧凑、质朴健美等艺术特性，道白多用方言土语和“串串话”、“顺口溜”、“叠字”、“歇后语”，采用“走唱”方式，时说时唱、说唱分离、手舞足蹈，扮演人数不拘。
二人台扮演可分为歌舞和小戏两种方式，舞蹈幅度大、腾跃性强，给人以粗暴憨厚之感。歌舞的扮演来自“社火”的高跷，如今不再踩高跷，但仍保存着高跷颠颤步的遗风，交叉过场仍用高跷的剪子股、编蒜瓣以及秧歌的大小八字、大小圆场、二龙出水等套数。所用道具彩扇、霸王鞭、手绢都有一定技巧。彩扇有开扇、摊扇、背扇、摇扇、抖扇和各种花扇。打霸王鞭时，先打地三下谓之“0头”，然后随节拍分打上中下三路：上打肩背手臂；中打腰围；下打双脚或用脚踢，打法无固定套数，“整学乱使唤”。手绢原为红绸。后改为专用的八角硬手绢，有抛、接、旋转等难度较大的技巧。小戏的扮演无程式标准，动作生活化。
二人台已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一直与坝上各民族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抢救、维护二人台对促进民族团结，活泼僻远地域大众文化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康保县花朝节习俗
现代康保县多数人都把花朝节时间定在农历二月十二，这固然说不上错，但是过于板滞了。
比方说，有人就以为“二、八两月为春秋之半”，而最能代表四季的就是“风、花、雪、月”（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物了，所以就有了和秋夕（中秋）对应的“花朝”。准确到日，“春序正中”就是二月十五。所以把花朝节日子定为二月十五，这有一定的说法。
但是“花朝节”，又叫“百花华诞”，跟花期息息相关的。而花期受时节、气候的影响，并不绝对固定。所以各地的花朝节日期能够不同，只需大致上对得上花期，都合理。这个时间。大致是在“惊蛰”到“春分”之间。由于这时分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草木萌青，百花或含苞或吐绽或怒放。
虽说花朝节时间特殊，但是一旦定下来了，就不要随便改动，这样就免得人们对日期产生误解了。
至于说花朝节的来历，有两个传说。据传武则天嗜花成癖。她执政后，每逢夏历二月十五，总要令宫中女眷采集花瓣，和米一同捣碎，蒸制成糕，用花糕来恩赐群臣。从那时起，民间就流行起花朝节吃花糕的风俗。在当时，正月十五元宵节、二月十五花朝节、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三个“月半”，都被视为极端重要的节日。
还有另一个传说，神话颜色就比拟浓重了。<博异志>记载了一个故事，大意是：唐天宝年间，有一个叫崔元徽于园中品茗赏花，忽见一群容貌艳丽的女子来访问，其中有个小巧小巧的姑娘叫醋醋。女子们称要借此地与封姨相见。接着，便来了一位明眸皓齿的少妇，众人口称封姨。其间的过程不表，总之结果是，会面双方不欢而散。
十二花神
次日晚，那位醋醋姑娘再度登门——原来昨晚那些女子皆是花精，她们要来人世花苑迎春怒放，可是那位叫封姨的风神出头阻挠。花精们本想借机向封姨求情，不意结果不欢而散。往常她唯有向崔元徽求助，她要崔元徽准备一些红色锦帛，画上日月星斗，在花朝节当日五更悬挂在园中的花枝上。崔元徽依言行事。当日果真有狂风，可是枝上的花卉有了彩帛，所以没被吹落。
当夜，众花精又幻化成人向崔元徽致谢。还各用衣袖兜了些花瓣劝他当场和水吞服，崔元徽因而延年至百岁，且年年此日悬彩护花，最终登仙。后来此事流成风俗。由于悬彩的时间布置在五更，故名“花朝”。这大约也是花朝节赏红的由来。
赏红
习俗方面，不胜枚举，归结起来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
一就是饮食，无论是直接食用花瓣制成的花糕，还是食用意味春天的野菜，这都跟花朝节所处的时节息息相关。
二是游赏，扑蝶和赏花，带起了迎春的高潮。
四、康保县称号的由来
1922年4月之前，康保县大局部地域属于游牧地。1922年4月设置康保招垦设治局。设治局是清末呈现的中央行政机构。中华民国初始的中央行政制度因循了清制，设治局作为一级中央权利机构，普通在遥远地域或少数民族地域，由于人口数量没有到达一定范围、经济不兴旺、文化又相对落后或受种族关系的限制，不能直接设立县治，准备成立县政府之前又需求有相当的机关去管理应地的事务，作为过渡阶段，先设立设治局（其职能没县治完善，属二级行政区），待条件成熟时再改为县治。
民国十一年（1922）4月，由张北、商都两县析置，行将张北县北部马连缇壕、原克公府地、哈拉罕等地共计135.5平方公里和商都县东部原商都牧场（亦称大马群）、察哈尔镶黄旗牧地及右翼正镶黄旗东半旗牧地3872.4平方公里，合计面积达4007.9平方公里，划归原康保县域，设立招垦设治局。起初治所设在现屯垦镇屯垦村（当时称屯垦城），后移至康巴诺尔（今康保县城）。随着草场大范围的开发，康保人口疾速增加，经济社会开展已到达一定范围，遂于民国十四年（1925）三月，察哈尔特别行政区都统署将招垦设治局改设为康保县治。从此康保大地辞别了漫长的游牧时期，康保县这个名字也才随之固定下来。
在康保县名肯定之前，康保这片土地不断被称为霍泊尔或霍泊勒（蒙语意为碱淖）。此前，康巴诺尔只称霍泊尔或霍泊勒（蒙语音译，汉字记叙的差别）。据罗·特木尔布和：《正黄羊群的来历简记》记载：羊群牧户“为规避癸丑之乱而分开了西部故土”，“迁移羊群”曾在康保一带（时称霍泊尔）游牧，最后定居在正镶白旗的白音宝力格苏木和宝力根陶海苏木。“癸丑之乱”指1913年北洋军阀袁世凯派兵征讨独立的喀尔喀蒙古。由此推断，1913年左右康保一带仍称霍泊尔（即现称康巴诺尔）。霍泊尔作为自然天文实体，已成为一个地域的指称。蒙古族人游牧居无定所，普通天文实体的指称，就代表一个地域的称号，随着村落渐多，聚落地名固定并因循下来，人们才指称详细的村庄。
康巴诺尔的称号构成于民国初年，确切地说是1922年设立招垦设治局并筹备建县治时期。康保地域时属察哈尔特别行政区，既是蒙汉两族人民共同的寓居地，又是蒙汉“两地”的分界处，针对“中原大地”而言，产生了意为边地的“康巴”。霍泊尔作为典型的天文实体，蒙语也称诺尔（湖泊）；属“康巴”（边地）的“诺尔”，霍泊尔遂也称康巴诺尔。“康巴”源自于藏语。这要追溯到13世纪初，成吉思汗在西征途中，曾与吐蕃的萨迦法主之间有过交往，也让成吉思汗产生应用在吐蕃社会中具有权力的藏传佛教为其政治效劳的举措，这时蒙古权力与藏传佛教结缘，其后蒙古诸汗都继承成吉思汗的这一重要政策，使藏传佛教与蒙古统治者树立起亲密的关系，逐步藏传佛教进入到了蒙古社会生活中，影响了蒙古族文化的开展，产生了很多藏语借词。“康巴”就是借用藏语的词汇。在藏语中，“康”为边地之意，“巴”有人之意，“康巴”泛指遥远地域或遥远地带。蒙语中呈现“康巴”，则属蒙语借用的词汇。诺尔，蒙语，池、湖的意义。由此，康巴诺尔，可译作遥远的湖泊、遥远地带湖泊或遥远地域湖泊。
当时，是谁想到了康巴诺尔，取康巴之转音称康保，已难以考证。但可揣测建县时取《康诰》（《尚书·周书》）“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句中“用康保民”之词组。句中“康”是安的意义。《康诰》全篇论述了“尚德慎罚、敬天爱民”的道理，文中重复强调“康民”“保民”，目的是安定殷民。以康巴之转音取康保名，取“安居保民”或“安居乐业、保证民生”之意，暗寓康保之县名。察哈尔都统在这一带放垦树立县治，取县名也是一件大事。作为指导者的都统和施行者查贵奇、戈武成等人，用《康诰》（《尚书·周书》）“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句中“用康保民”之词组，以康巴之转音取康保，遂取名为康保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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