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灵寿跑竹马
跑竹马的道具原料为竹篾子和糊窗户用的韧性很强的毛头纸，工艺精湛，栩栩如生。竹马表演套路主要有《二龙出水》、《五股攒心》、《四门抖底》等，演出时伴奏齐鸣，先绕场，姿态轻盈，串铃叮当响，热闹非凡，然后，变换各种队形，在慢步行进时，加以民间小曲演唱，其词曲婉转、古朴。男演员身穿马褂、彩裤、系大带、头戴蓝色方巾；女演员穿玫瑰红旗袍，戴七星娥子。白马岗跑竹马的基本动作有马蹄步、双错步、横挪步、驾马式、摧马式、勤马式等。伴奏乐器有大鼓、铙、镲、小钹、小锣等。
通过艺人们多年的演出和完善，演出由小而大。到清光绪末年，白马岗跑竹马已发展成群舞，少至十来人多至三十人不等。起初表现的是赵子龙遇难的故事，后又有《吴三桂搬兵》、《昭君出塞》等，民间故事的表演。在抗日战争时期，为适应形势的需要，改为《欢迎八路军》；1945年冬在庆祝抗战胜利大会进行了演出，该舞改为《万马奔腾庆胜利》，获得边区政府的嘉奖和好评。
白马岗跑竹马多用于喜庆和祭祀活动，逢年必闹，逢庙必耍，逢会必演。该舞至今仍活跃在灵寿白马岗村周围一带，春节、闹元宵，街头每年都能看到它的踪影，是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舞蹈形式。
二、灵寿武凡同高跷马
武凡同高跷马是一种脚踩高跷，身系竹马、跷、马结合的民间舞蹈。发源并流传于灵寿县武凡同村。武凡同高跷马有着悠久的历史，表演形式独特，影响力大。
武凡同高跷马产生于清光绪二年（1876年），由尹老美（生于1856）首创。尹老美到平山县石桥村赶庙会，当时参加庙祭的舞队很多，有竹马、跑驴等，多在平地舞蹈，观众因人太挤看不见，尹老美是高跷队员，便联想到高跷的居高临下，人人可见。回村后征得会首同意，做了马身，装扮起来，在街上走了一圈，受到村民的称赞，于是他便在技巧中加进了简单的情节，从那时起，高跷马便成了武凡同村特有的舞蹈。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高跷马应邀到行唐县参加庙祭，受到好评，此后便不断被邀参加各地的庙祭活动。
武凡同高跷马的技巧难度大，须选身体灵巧者担任。每到冬初便开始练习，表演者除自练外，还要各选一人陪同练习，以做后备。农历正月初一彩排，初五至十四日在本村和友好村庄表演，叫做拜年。正月十五到蚂蚱庙拜庙叫奉神。二月二日、二十五日、三月十日、二十三日，要连续参加本县的庙祭活动，称做上庙。其中以奉神最为隆重，故当地有大上香（奉神），小上庙（庙祭）之说。
武凡同高跷马有两个角色，扮为男、女二人。女驾马、男赶马，两个角色均需具有较高的踩跷技艺。高跷马做出场表演时（称《下街》）形式是赶马人将马赶至门口，马见人多，不愿出门，经赶马人多方努力才将马拉出院门。至此开始做过街表演，过街表演只是踏着鼓乐节奏行进。待到达预定场地做《打场》表演时，仍是高跷马先出场，做磕腿圆场，以打开场子，鼓乐队随之入场，其它舞队在周围候场。此时高跷马的表演以过牌楼、蹬脸盆最见功力。过牌楼表现的是马遇见红牌楼惊叫，前蹄腾空，赶马人与惊马博斗的场面。蹬脸盆表现的也是惊马，这时驾马人将马头扬起，表示马向后坐，嘶叫，赶马人则后仰45°，与驾马人成一斜线，二人同时向一个方向翻身、旋转，使姿态似一盆状，故名。
三、南托雷氏武术
河北省灵寿县南托雷氏武术和明太祖朱元璋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相传朱元璋在多年的战斗中，总结创编出大宏拳、小宏拳、连环刀、鸾刀等武术套路。皇后马秀英也编创出双凤刀法。这些武术套路作为传家之宝，传给子孙。明未清初，荣靖王四世孙朱充鲸、朱充鲲从山西蒲州逃出。为躲避追杀，改随母姓雷氏，落户灵寿县南托村，更名启鲸、启鲲。启鲸继承了祖传武术，传于后人。
前清时期，启鲸四世孙雷玉蕃，号洛士，得祖上真传，并使其发扬光大。他广交朋友，虚心求学，先后学会了少林拳、杨家枪、春秋刀、五郎棍等几十种武术套路。他组织人编写了雷氏武谱，并配有部分图解，丰富了雷氏武术的文化内涵，留下了珍贵的武学遗产。清朝末期，雷玉蕃的玄孙雷承问（又名雷七）继承了前辈的武艺，传于孙子雷廷钜。雷廷钜传给玄孙雷新堂，雷新忠。目前，留传下来的武术套路有大宏拳、小宏拳、少林拳、四劈锤、六把总拿、擒拿变法等二十余种套路。
南托雷氏武术从拳到脚到长短兵器，套路系统全面。其拳脚套路动作复杂连贯，小宏拳，虚步较多，架式较小，脚步轻盈。大宏拳架式舒展大方，刚猛有力。手形有拳、掌、钩、爪等。步法有马步、攻步、虚步、仆步、丁步、纵步、骑龙步等。攻法讲究闪打为先，一封二进，手无空回。连环刀、鸾刀、双凤刀皆为祖传双刀刀法，很少外传。其动作简捷实用。连环刀本是朱元璋用双剑编练，由后代改为双刀。鸾刀按八卦方位行走，又称“八卦鸾刀”。清平剑是单剑单练套路，特点是空剑手为掌，双手交替使用，按八卦方位进退。长枪要求枪杆一丈左右，拧枪应以前把为主，后把为辅，枪尖圈大不过尺。春秋刀刚劲有力，气势如虹。雷氏武术有自身的武学理论，在雷氏武谱中分“学艺总论”和“实战总论”进行详细论述。
南托雷氏武术有自身的武学理论，在雷氏武谱中分“学艺总论”和“实战总论”进行详细的论述，对我国武术研究有极其珍贵的参考价值。
四、灵寿青铜器制作工艺
青廉村最早铸青铜器皿的是王三妮的老爷爷王老宗，王老宗跟何人学艺不详。王三妮的爷爷王拴柱15岁时跟父亲挑担走街串巷生火打铸铜壶、铜盘、铜勺、铜鞋扒子、铜烟锅、铜铺手、铜蜡台之类器物，20余岁就掌握了老爷爷的全部技术。王三妮的父亲王吉忠19岁跟其父王拴柱学铸铜手艺，解放后王吉忠因在生产队劳动而放弃了铸造铜器。为不使祖辈的铸铜工艺失传，同在生产队工作的王三妮开始自己筑炉化铜、和泥打型学习铸造铜器，并把父亲的各种技术工艺都记在了心里，以待研究发展。改革开放后，父亲去世了，王三妮在自家庭院内垒起了化铜的炉子进行铜器铸造。
灵寿青铜器制作工艺主要分雕刻腊型、涂壳制范、脱腊、烧烤型壳、化铜浇铸、清砂、打磨、抛光等生产工序，并由过去的铸铜壶、铜勺子、铜烟锅、铜铺手、铜蜡台逐渐发展成铸造各类工艺品、摆件。石腊造型制模替代了古老的工艺胶泥制模，用卜力胶水、石英粉、石英砂制壳作范代替沙土制范。先用石腊雕成器物模型，再用卜力胶水加石英粉调成粥样浆糊刷在雕好的模型上，涂撒上石英砂，经过硬化、晾干后，再涂卜力胶水、撒石英砂，象这样反复数次，模型里外就形成一层厚壳，拨出倒口将壳内的石腊蒸出，这时壳内的腊型就变成了空间，再将空壳装入窑内烧烤至800度左右。出窑，将化好的铜液倒入型腔内，冷却后把型壳砸掉，腊型变成了铜器，再进行清砂、打磨、抛光，就成为一件光亮的青铜器艺术品。这就是古代所说的失腊法，这样的铸法不管器物多么复杂都能一次性铸成。2006年，党和政府给全国农民免去延续了2600年的农业税后，王三妮为了感恩，自掏腰包铸了一尊“告别田赋”鼎，轰动了全国，现“告别田赋”鼎由国家农业展览馆收藏。2008年，王三妮又铸了一尊“恩惠鼎”，上面记述了党和政府对农民的十项惠农富民政策。2009年，王三妮以古法和新工艺相结合，用坑埋型壳法、地炉化铜法铸出了重两吨、高两米的“中华尊”。2010年，她又用同样的方法铸成了高两米、重两吨的“五千年文明尊”。
灵寿县青廉村青铜器制作工艺以新老工艺相结合，将雕刻造型、涂壳制范融为一体，又因其铸造过程为纯手工完成，产品倍受文人墨客雅士欢迎。
五、灵寿抬阁
慈峪是灵寿第一大村，是灵寿县中部地区经济、文化中心。慈峪抬阁是慈峪村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正月十五灯会”习俗中一个重要节目，是慈峪上千年灯会传承下来的一种独特形式，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观赏性极高的一种造型艺术，具有较高的竞技性和观赏性。
抬阁的造型制作，程序复杂，需要几个人或多人才能完成。抬阁分上下两部分，底部扎绑后装饰成花车形状，四周摆上各种盆景、盆花，布置多种花灯，花车中间巧妙伪装三根铁棍，最高的四米有余，两旁的稍低一点，让三个十一、二岁的女童或男童装扮成戏剧人物，如：贾宝玉与林黛玉，孙悟空、猪八戒与唐僧等，竖起的铁棍固定在底部后，将饰演剧中人物的女童与男童的腰部绑扎在铁棍上，真脚绑扎在横着的铁板上，掩藏在长裤内，假脚腾空，或站立在伪装的树挂上和云朵上，使人们看了十分惊叹。
抬阁上的女童或男童，人选有一定的要求，一是年龄一般在10—12岁；二是胆要大，身体健壮；三是要有一定的表演技能，装扮戏剧人物上抬阁后，行走间还要表演甩袖、劈剑、对打等动作；四是上抬阁前饭不能吃饱，少喝水，上抬阁五、六个钟头左右，开始绑扎装扮，傍晚时分点灯整队下街。从前抬阁全靠人抬，和抬大轿相同，前边四路杠，后边四路杠，共16人抬，解放后改为马车，人拉着马车行走，现在又演变为拖拉机或汽车，上面的戏剧人物又装扮了电光灯影。因这一形式原为16人抬着走的艺术表演形式，而人物造型是悬在高空，所以称抬阁。
慈峪抬阁历史久远，造型艺术巧夺天工，又是周围几县唯一的独特文艺表演形式，近年来每年都参加在县城举办的春节文化活动汇演，受到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
六、灵寿七夕节
寨头乡位于灵寿县西北部山区，距石家庄市96公里。在风景秀丽的寨头乡织女山下，分布着三个村庄，牛郎庄（亦称牛庄）、织女庄（亦称女庄）、七女沟（亦称七油沟）。
由石家庄驱车经正南路过陈庄镇有一座牛庄大桥，桥的西边是牛郎庄，桥的东边是织女庄，桥下留有一条南北通向的河叫七女河，而这条河的源头就在织女山。“牛郎织女”的传说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后来居住在这儿的人们追忆牛郎织女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把“天河”的右边叫做牛郎庄，“天河”的左边叫做织女庄，把“天河”叫做七女河（当地有一种说法，此河为王母娘娘用带头油的金簪所划，因为金簪上有头油，河中总有些油花，所以后人又称为“七油河”）。
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在灵寿县可谓是家喻户晓，世代相传。每年七月初七，人们不约而同的来到牛郎庄、织女庄、七女沟，看牛郎庄饮牛井、七女河、织女山、织女池、-石，耍大刀、扭秧歌、唱大戏。晚上，摆瓜果、望双星、做巧果、吃饺子，在七女河边听老人讲牛郎织女的故事，年轻男女互换定情信物，举行乞爱、乞婚、乞寿、求子等一系列的乞巧活动祭祀牛郎织女。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灵寿织女山七夕节以其特有的内涵，吸引着全国各地游人。
灵寿民间认为牛郎庄、织女庄和七女沟为牛郎织女故事的发生地，一山一水一石一村都与故事相关，成为丰富多彩的牛郎织女传说系列。相关古风仍在这里保留传承，在太行中段有很强的代表性。既有以“牛郎织女”命名的村庄也有王母娘娘坐平山头的传说，全国少见。
七、北纪城秧歌戏
北纪城秧歌，是一种集做、念、唱、打于一体的民间戏曲剧种，发源并流传于灵寿县北纪城村,号称西调秧歌。北纪城秧歌的起源已无从考究，只知道最早唱秧歌的人是闫增兰的曾祖父闫福贵、闫福德兄弟二人。清咸丰年间，兄弟二人就组班演唱。
现在形成的二十多个剧目都是经过几代老艺人提炼、加工口传形成的。这些剧目有的取材于当地的民间传说，有的是移植其他剧种的剧目，还有自编剧目。各个剧目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观众在欣赏艺术之余，还能受到传统美德的熏陶。
秧歌戏在唱腔设计上分胡子生唱腔，青衣唱腔，彩旦唱腔，老旦唱腔等多种。这些唱腔分垛板、快板、慢板、散板、河西板等多种板眼。唱腔有板有眼，抑扬顿挫，喜怒哀乐分明。胡子生唱腔铿锵有力，威严凛凛；青衣、老旦唱的悲腔，悲声切切，几句唱下来，能唱的观众两眼泪汪汪。根据剧目的情节，设计不同的唱腔能充分表达出不同人物的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世界。在秧歌戏剧中演员的表演技巧是表达不同角色的主要形式。胡子生出场“回头”“重头”“上马式”“下马式”“背马式”；武生耍场“拔山子”“乱插花”“乱劈柴”等多种表演技巧，表现了不同演员威风凛凛、温文尔雅艺术形象，一招一式环环相扣。
近几年来，北纪城秧歌先后拍出了《打经堂》、《京城扫雪》、《贾金莲拐马》、《龙宝寺》、《孙计高卖水》、《劈灵棺》、《老少0》、《小八义》、《刘公案》、《丁郎认父》、《张文生赶考》、《跑沙滩》、《骂书馆》、《借女吊孝》《王二妹受气》等十五出传统秧歌剧目，移植了豫剧《卖妙郎》、曲剧《拉荆笆》剧目，自编自演了《青瓷记》剧目。先后参加了省文化厅庆祝第四个中国“文化遗产日”演出活动、县政府“七夕文化节”演出活动，还在行唐、新乐、晋州、正定、鹿泉等县乡村及周边乡村演出120多场次，深受广大观众欢迎。
经过多年搜集整理，使口传资料辑印成册，出版了《灵寿县北纪城秧歌优秀剧作选》一书；为进一步弘扬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还在土豆网建立了“北纪城秧歌”视频网站。
八、陈庄镇庙会
陈庄是灵寿县山区重镇。它西依太行山脉，东临华北平原，距灵寿、行唐、阜平、五台、平山县城各五十公里。周围山场广阔，物产丰富，自明朝中叶初具规模，至清朝发展成为冀西区重镇，商业区发达，成为山货集散地，货物交易远至京、津、沪、武汉、大同、绥远等地，素有“拉不败的陈庄”之说。抗日战争前，江南及京津大城市的商贾常年往来陈庄贸易，知陈庄而不知灵寿。陈庄除二、七为集外，一年有三月十八、九月十三两次庙会，并一直保留至今，其中以三月十八的奶奶庙会最为繁华。陈庄镇东口路北高丘之上修有奶奶庙，建筑古朴，三进殿堂，正殿塑像神气十足。路南建有戏楼一府，曲脊飞檐，高大突兀，每逢庙会，香客摩肩接踵，商贩辐凑云集。生产农具、日用百货、风味小吃、布匹鞋袜，应有尽有。最具特色的是鹰市，木架上落着的，人臂上架着的，只只鹰眼睥睨，虎视眈眈。其时，平山、阜平、行唐、正定乃至京津的客商，亦趁机前来贸易，货栈、商号买进卖出，生意兴隆。新中国成立后，除鹰市和具有封建迷信色彩活动外，陈庄庙会一直保持着繁华。
九、慈峪镇庙会
慈裕在战国时期即已成镇，有“燕南雄镇”之称，是灵寿县中部丘陵地区的商业中心，除逢五排十为集日外，一年中有五个庙会，即三月十五的火神庙会，五月端五岳五月庙会，七月十五的鬼节庙会，九月十五日的0庙会和腊月十五的三官庙会，其中以三月十五的火神庙会规模最大，并一直保留至今。慈峪镇东门、西门外各有火神庙一座，每座庙对过都建有戏楼，每逢三月十五祭神烧香，戏楼必有大戏，买卖生意分布半镇，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尤其以农业生产用具最多，另有马戏、杂技、打拳卖艺等。会期6天，是慈峪镇一年中最大最热闹的庙会。
十、城隍庙会
农历十月十八，地点城内，旧时人死归天，家人都到城隍庙烧纸报到（乡村中则到村外五道庙烧纸，由五道爷转报），因之城隍庙为一县之大庙。灵寿县城隍庙建在县城内十家街东路北。前戏楼，后寝宫，正殿居中，廊庑分左右。整个建筑宏伟壮丽。城隍阎罗，塑像鲜明，贴金面颊，光彩照人，凶煞恶神，镇慑人心，平时行人路过城隍庙站，缄口无言，解肃惟谨。住庙道士有良田数顷，生活优裕，终日诵经习武，吹弹歌舞，官府要员，地方绅商，时有奉献，主持道长，不啻阎君附体，人人敬畏。每年农历十月十八为城隍开祭日，大开庙会，广招客商，会期十天，以皮毛交易为主。整个城内大街，人众云集，车马喧阗，非常热闹，旧代，城隍庙历经重修，香火不辍。民国十二年犹大加整修彩饰。民国十八年，破除迷信，先将塑象拉倒，城隍庙两廊与戏楼，改建为县民众教育馆，后院寝宫与道士院为县保卫团总部。“七七”事变，日寇来灵，县城关绅士组织维持会于此，新中国以后改建为人民礼堂。如今，十月十八仍是县城秋季的主要庙会。
十一、灵王庙会
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开始为县城大东关的庙会，现成为县城春季最热闹、繁华的庙会。此庙会因大爷庙而起。东关长街文兴桥东北建有明灵王庙，明朝天顺中敕建，庙额称“灵寿候祠”，俗称大爷庙，庙祀汉将邳彤。邳彤乃东汉光武中兴大将，以功封灵寿候，死后邑人建庙祭祀，以求保佑。据说邳将神像塑坐巨井之上，井中常发鸣声。明天顺年间，英宗帝体生一疮，久治不愈，一晚偶得一梦，见有一个暗中治疗。疮破脓淌，一时舒时，旋即痊愈，因意神仙占卜相助，下令让人即愉梦中所见绘制，建戏楼，树牌坊，三重大殿，一道走廊，规模之盛，一时无比。此后，乡人乞神索药无不灵验。为纪念药王邳彤，于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设大祭，开庙会，大聚僧侣，诵经褥告。是日，大戏演唱于戏楼，杂耍卖艺于街巷，四邻五乡，府州各县都来灵寿赶庙，敬神讨药者，拜倒晨神像之前，逛庙散心者，杂沓于众人之中，人流如潮，涌来涌去。以是“大爷庙”闻名假迩。三月庙会变成为灵寿的盛会。日伪时期，大爷庙被毁，但庙会保留至今，自三月二十一至二十六共6天，仍是灵寿最热闹的庙会。
十二、成官庙会
农历二月初一，为纪念清灵寿知县成肇麟而设。成肇麟（1846-1901年），江苏宝应人，同汉癸酉举人。先任教谕，为官清廉，政绩显著，屡有升迁，曾任知州、知府。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任灵寿知县。光绪二十七年，八国联军之德军追击逃往西安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路经灵寿，强令成知县急筹军粮肉食，并限令限刻备八百匹骡驮、八百副参鞍，另加百名妇女、五百只鸡。成知县拒不答应。敌乃以最残暴手段对成进行人身摧残。先是纵敌抢掠，四处骚扰，竟以活牛为虏，火焚以食：继将成知县拖于马尾，绕城飞跑，直将成手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昏昏欲死。成知县忍辱饮情，难脱魔掌，于夜遗书一封，遣人绕道送呈现正定知府江淮绪言。书称：“吾人如以物资敌，无异臣子助敌以攻君父，此则不只于心不忍，且有损大义。为保持国家民族尊严和为官节操，决计用生命与敌寇抗争到底。”并附绝命诗一首，诗曰：“屈已全民命，捐躯表素情，乡关涉何处，孤惯郁泉台。”书发深夜，于衙署院内投井而死。光绪帝返京后，闻成死节，深为哀赞，降旨于殉职之地，立专祠奉祭。县人为纪念成官，特将其殉难之日农历二月初一定为庙会，会期三天，中心在距“成公祠”最近的城西北街。届时城周数十里村民，携供品前来奉香赶庙，从早到晚，人流拥挤，比肩接踵，祠内香烟缭绕，灯烛辉煌；街上高跷竹马，曲艺成队，露天戏台演唱，锣鼓喧天。尤以各村武术，趁机比赛，刀松棍棒，各显神通，臂挥拳击，互不相让，观者如堵，水泄不道，鼓噪哄叫，一片沸腾。大街小巷，摊贩林立，茶不面食，一应俱全。抗日战争爆发后，特别是1938年县城沦陷后，成官庙会逐渐衰落至停止，且一直不再兴起。
十三、四顶山庙会
四顶山庙会是一种古老的汉族民俗及民间宗教文化活动。指每年农历三月十五安徽省六安市寿县四顶山举行的传统庙会。庙会源于碧霞元君祭祀活动。主要内容是焚香祈福，后来发展为物资交流大会。是典型的以汉族民间宗教信仰为主的传统庙会，是皖中地区碧霞元君信仰的核心空间，是集汉族道教文化、民俗文化、商贸文化、民间工艺文化、饮食文化和现代文化为一体的皖中地区著名的传统庙会。列安徽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关于庙会的情况，据清《凤台县志》记载：“每年三月十五焚香膜拜者远自光、固、颖、亳，牵牛鼓楫而至，云集务会，自昏达旦”。20世纪初的民国初年庙会尚盛，出城北门，沿途摊点密布。出于宗教虔诚，路边尚有卖洗脸水的，给进香人洗脸净面用。他们边喊边唱：“洗洗脸，净净面，前面就是阎王殿。”阎王殿位于山下，是上山去庙的第一站，殿内有阎王塑像。烧香人自此开始烧香上山。有诗云：“四顶高山庙接天，烟云袅袅情绵绵；河南信女敬香客，一叩一瞻到山巅。”卖香人喊唱着：“烧香敬敬神，保你头不疼；一步步，一层层，抬头就到南天门。”南天门是道空门，无神像。过了南天门，是条盘山路，群众称说盘山路，九道弯，一弯九个级，九九八十一，不足一里路就是奶奶庙。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庙会一度终止，20世纪70年代末期，又有群众自发地于农历三月十五日上山烧香、还愿、抱娃娃，庙会逐渐兴盛起来。20世纪80年代初，寿县人民政府因势利导，用古庙会举办物资交流大会发展商品生产，效益较佳。会期五、七日，正会两三天，游客数十万，可谓盛况空前。
十四、寿县庙会
寿县三月十五庙会四顶山庙会，是指每年农历三月十五安徽省六安市寿县四顶山举行的传统庙会。庙会源于碧霞元君祭祀活动。主要内容是焚香祈福，后来发展为物资交流大会。是典型的以民间信仰为主的传统庙会，是皖中地区碧霞元君信仰的核心空间，是集道教文化、民俗文化、商贸文化、民间工艺文化、饮食文化和现代文化为一体的皖中地区著名的传统庙会。列安徽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四顶山位于寿县北门外，山上有奶奶庙。因祀“碧霞元君”，又称“碧霞元君庙”。寿县三月十五庙会四顶山庙会源于碧霞元君祭祀活动，确切地记载是明代的《寿州志》和清代的《风台县志》。
寿县三月十五庙会四顶山庙会
16世纪上半叶的明嘉靖《寿州志》称四顶山庙为“东岳祠”，始供奉神妃碧霞元君。清《凤台县志》称之为“元君庙”，记述更详尽：“嘉庆十九年八月造北山碧霞元君行宫。”因此，庙会有确切起始时间应为14-17世纪的明代。
关于庙会的情况，据清《凤台县志》记载：“每年三月十五焚香膜拜者远自光、固、颖、亳，牵牛鼓楫而至，云集务会，自昏达旦”。20世纪初的民国初年庙会尚盛，出城北门，沿途摊点密布。出于宗教虔诚，路边尚有卖洗脸水的，给进香人洗脸净面用。他们边喊边唱：“洗洗脸，净净面，前面就是阎王殿。”阎王殿位于山下，是上山去庙的第一站，殿内有阎王塑像。烧香人自此开始烧香上山。有诗云：“四顶高山庙接天，烟云袅袅情绵绵；河南信女敬香客，一叩一瞻到山巅。”卖香人喊唱着：“烧香敬敬神，保你头不疼；一步步，一层层，抬头就到南天门。”南天门是道空门，无神像。过了南天门，是条盘山路，群众称说盘山路，九道弯，一弯九个级，九九八十一，不足一里路就是奶奶庙。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庙会一度终止，20世纪70年代末期，又有群众自发地于农历三月十五日上山烧香、还愿、抱娃娃，庙会逐渐兴盛起来。20世纪80年代初，寿县人民政府因势利导，用古庙会举办物资交流大会发展商品生产，效益较佳。会期五、七日，正会两三天，游客数十万，可谓盛况空前。
旧时，寿县三月十五庙会四顶山庙会，每年三月初一就大开大门，迎接泰山奶奶娘家河南来
寿县三月十五庙会
寿县三月十五庙会
寿县三月十五庙会四顶山庙会香客祈福
的香客。自即日起，山上香烟缭绕，方圆数百里香客，接踵而至，络绎不绝。三月十五这一天，庙会达到高潮。山上和山脚下，到处搭起各种棚铺，形成临时的商品交易市场。出售的货物，有铜铁制品、竹木茶麻、皮张、各色什货等。还有平时买不到的笆斗、簸箕、扁担、木锨等古老的农具和花摇摇、泥老虎、小喇叭等各色土制玩具。庙前高搭戏台，拉洋片，数大鼓等各种民间传统文娱活动，热闹非凡。
庙会要一直延续到四月初八，这一天制香的师傅要在庙里举行“香匠会”，感激四顶奶奶赐予财帛，并设宴招待奶奶家河南来的香客头领，送他们登舟还乡。当天掌灯时分，关闭山门，庙会结束。后来变更为每年农历三月十五的传统庙会。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1978年以后，寿县人民政府因势利导，在庙会期间举办物质交流大会，繁荣市场，促进购销，效益颇佳。
寿县三月十五庙会四顶山庙会是典型的以民间信仰为主的传统庙会，是皖中地区碧霞元君信仰的核心空间。是集道教文化、民俗文化、商贸文化、民间工艺文化、饮食文化和现代文化为一体的皖中地区著名的传统庙会。[5]寿县县委、县政府对三月十五传统庙会这一民间活动高度重视，按照“民间活动、政府管理”的原则，加强宣传，强化管理，积极引导群众开展一个安全、文明、有序的庙会活动，确保群众生命健康安全。21世纪初起，从基础建设入手，引进外资企业经营管理庙会的主要活动场所——八公山森林公园和四顶山奶奶庙（后改称帝母宫），该公司相继投入大量资金，全面改造了八公山森林公园内登山道路，扩大了帝母宫大殿广场，修建了四顶山登山台阶，安装了路灯，为群众上山进香提供了便捷和安全保障。修建了四顶山道教建筑群，为防止人员过份集中起到了积极的分流作用。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和有力疏导下，充分体现了“民间庙会，政府管理”的原则，广大群众在安全的环境下，参加了一个文明、有序的庙会活动。对于庙会活动的有效管理，将有效推动寿县旅游事业的快速发展。
十五、灵寿县的庙会
灵寿是一个古老的县份、历朝历代修建了颇多的寺庙，故而庙会也很多。据不完全统计，一年中大小庙会不下六十余次，多在春忙前或秋收后农闲时举行，会期三天五天不等，最大者历时十天。
以规模而言，县城、慈峪镇、陈庄镇的庙会规模较大。
县城庙会
县城作为全县的政治经济中心，一年中有六有庙会，其中繁华的当属以下三个庙会：
成官庙会
农历二月初一，为纪念清灵寿知县成肇麟而设。成肇麟（1846-1901年），江苏宝应人，同汉癸酉举人。先任教谕，为官清廉，政绩显著，屡有升迁，曾任知州、知府。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任灵寿知县。光绪二十七年，八国联军之德军追击逃往西安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路经灵寿，强令成知县急筹军粮肉食，并限令限刻备八百匹骡驮、八百副参鞍，另加百名妇女、五百只鸡。成知县拒不答应。敌乃以最残暴手段对成进行人身摧残。先是纵敌抢掠，四处骚扰，竟以活牛为虏，火焚以食：继将成知县拖于马尾，绕城飞跑，直将成手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昏昏欲死。成知县忍辱饮情，难脱魔掌，于夜遗书一封，遣人绕道送呈现正定知府江淮绪言。书称：“吾人如以物资敌，无异臣子助敌以攻君父，此则不只于心不忍，且有损大义。为保持国家民族尊严和为官节操，决计用生命与敌寇抗争到底。”并附绝命诗一首，诗曰：“屈已全民命，捐躯表素情，乡关涉何处，孤惯郁泉台。”书发深夜，于衙署院内投井而死。光绪帝返京后，闻成死节，深为哀赞，降旨于殉职之地，立专祠奉祭。县人为纪念成官，特将其殉难之日农历二月初一定为庙会，会期三天，中心在距“成公祠”最近的城西北街。届时城周数十里村民，携供品前来奉香赶庙，从早到晚，人流拥挤，比肩接踵，祠内香烟缭绕，灯烛辉煌；街上高跷竹马，曲艺成队，露天戏台演唱，锣鼓喧天。尤以各村武术，趁机比赛，刀松棍棒，各显神通，臂挥拳击，互不相让，观者如堵，水泄不道，鼓噪哄叫，一片沸腾。大街小巷，摊贩林立，茶不面食，一应俱全。抗日战争爆发后，特别是1938年县城沦陷后，成官庙会逐渐衰落至停止，且一直不再兴起。
灵王庙会
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开始为县城大东关的庙会，现成为县城春季最热闹、繁华的庙会。此庙会因大爷庙而起。东关长街文兴桥东北建有明灵王庙，明朝天顺中敕建，庙额称“灵寿候祠”，俗称大爷庙，庙祀汉将邳彤。邳彤乃东汉光武中兴大将，以功封灵寿候，死后邑人建庙祭祀，以求保佑。据说邳将神像塑坐巨井之上，井中常发鸣声。明天顺年间，英宗帝体生一疮，久治不愈，一晚偶得一梦，见有一个暗中治疗。疮破脓淌，一时舒时，旋即痊愈，因意神仙相助，下令让人即愉梦中所见绘制，建戏楼，树牌坊，三重大殿，一道走廊，规模之盛，一时无比。此后，乡人乞神索药无不灵验。为纪念药王邳彤，于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设大祭，开庙会，大聚僧侣，诵经褥告。是日，大戏演唱于戏楼，杂耍卖艺于街巷，四邻五乡，府州各县都来灵寿赶庙，敬神讨药者，拜倒晨神像之前，逛庙散心者，杂沓于众人之中，人流如潮，涌来涌去。以是“大爷庙”闻名假迩。三月庙会变成为灵寿的盛会。日伪时期，大爷庙被毁，但庙会保留至今，自三月二十一至二十六共6天，仍是灵寿最热闹的庙会。
城隍庙会
农历十月十八，地点城内，旧时人死归天，家人都到城隍庙烧纸报到（乡村中则到村外五道庙烧纸，由五道爷转报），因之城隍庙为一县之大庙。灵寿县城隍庙建在县城内十家街东路北。前戏楼，后寝宫，正殿居中，廊庑分左右。整个建筑宏伟壮丽。城隍阎罗，塑像鲜明，贴金面颊，光彩照人，凶煞恶神，镇慑人心，平时行人路过城隍庙站，缄口无言，解肃惟谨。住庙道士有良田数顷，生活优裕，终日诵经习武，吹弹歌舞，官府要员，地方绅商，时有奉献，主持道长，不啻阎君附体，人人敬畏。每年农历十月十八为城隍开祭日，大开庙会，广招客商，会期十天，以皮毛交易为主。整个城内大街，人众云集，车马喧阗，非常热闹，旧代，城隍庙历经重修，香火不辍。民国十二年犹大加整修彩饰。民国十八年，破除迷信，先将塑象拉倒，城隍庙两廊与戏楼，改建为县民众教育馆，后院寝宫与道士院为县保卫团总部。“七七”事变，日寇来灵，县城关绅士组织维持会于此，新中国以后改建为人民礼堂。如今，十月十八仍是县城秋季的主要庙会。
慈峪镇庙会
慈裕在战国时期即已成镇，有“燕南雄镇”之称，是灵寿县中部丘陵地区的商业中心，除逢五排十为集日外，一年中有五个庙会，即三月十五的火神庙会，五月端五岳五月庙会，七月十五的鬼节庙会，九月十五日的老母庙会和腊月十五的三官庙会，其中以三月十五的火神庙会规模最大，并一直保留至今。慈峪镇东门、西门外各有火神庙一座，每座庙对过都建有戏楼，每逢三月十五祭神烧香，戏楼必有大戏，买卖生意分布半镇，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尤其以农业生产用具最多，另有马戏、杂技、打拳卖艺等。会期6天，是慈峪镇一年中最大最热闹的庙会。
陈庄镇庙会
陈庄是灵寿县山区重镇。它西依太行山脉，东临华北平原，距灵寿、行唐、阜平、五台、平山县城各五十公里。周围山场广阔，物产丰富，自明朝中叶初具规模，至清朝发展成为冀西区重镇，商业区发达，成为山货集散地，货物交易远至京、津、沪、武汉、大同、绥远等地，素有“拉不败的陈庄”之说。抗日战争前，江南及京津大城市的商贾常年往来陈庄贸易，知陈庄而不知灵寿。陈庄除二、七为集外，一年有三月十八、九月十三两次庙会，并一直保留至今，其中以三月十八的奶奶庙会最为繁华。陈庄镇东口路北高丘之上修有奶奶庙，建筑古朴，三进殿堂，正殿塑像神气十足。路南建有戏楼一府，曲脊飞檐，高大突兀，每逢庙会，香客摩肩接踵，商贩辐凑云集。生产农具、日用百货、风味小吃、布匹鞋袜，应有尽有。最具特色的是鹰市，木架上落着的，人臂上架着的，只只鹰眼睥睨，虎视眈眈。其时，平山、阜平、行唐、正定乃至京津的客商，亦趁机前来贸易，货栈、商号买进卖出，生意兴隆。新中国成立后，除鹰市和具有封建迷信色彩活动外，陈庄庙会一直保持着繁华。
除了以上规模较大的庙会之外，灵寿县目前仍保留的有二月初二的南寨庙会，二月二十五的下邵庙会。三月初三的青廉庙会，三月十一的塔上庙会，三月十二的团泊口庙会，三月十五的南营庙会，四月初四的同下庙会，四月十一的贫头庙会等，这些庙会规模较小。另有一些庙会，如正月十五的纪信庙会（南北纪城）、二月二十五的王母庙会（王母观山）因纯属迷信，虽解放前影响很大，但现在已不再保留。
十六、灵寿首届七夕文化节
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七被视为“中国人的情人节”，今年，河北省灵寿县抓住该县织女山风景区被列入“河北省首批传统节日保护示范基地”这一机遇，为传承牛郎织女的美丽故事，弘扬传统民俗文化。由石家庄市灵寿县人民政府、五郎寨旅游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等举办的“河北灵寿首届七夕文化节”将于8月23日在牛郎织女“故里”灵寿织女山举行。
据开发、策划者高作为介绍，织女山是牛郎织女神话传说的发源地，也是他们爱情的见证地，距石家庄市中心96公里。在这里既有神牛峰，又有织女峰，还有七女沟；既有王母观，又有织女池，还有窥视织女洗澡的天眼石。其中最令人称道的是王母娘娘得道升天的王母观，其山峰海拔1251.9米，传说王母娘娘在此遇仙人点化升入天庭，嫁给玉帝册封王母，因此有“王母观离天二尺半”之说。而且在景区入口处有两个村庄，一个牛庄（原名牛郎庄），另一个叫女庄（原名织女庄）山南脚下是王母村。两村之间有一条河将两村分开，这就是传说中的“天河”。王母娘娘曾用金簪划河将牛郎和织女分开，因金簪上面带有头油，现在仍能在河水中见到点点油花，所以当地又称之为“七油沟”。形成的民俗是，每年的二月十四、十五与七月七日，百姓都要两次上山拜王母，求子添福、消灾、求吉祥；七月七日牛庄、女庄更为热闹，举办的传统活动有耍大刀、扭秧歌、唱大戏等，夜色降临男女老幼聚在院里吃水果、赏月、聊天、讲故事。他说，七女山生态风景区以表现“情”文化为主题，整个景区围绕“情”文化这一主线展开，景区的硬件及软件具有强烈的整体感和连续性。建成后的织女山生态风景区将是集主题性、综合性、开放性、文化性、知识性、艺术性、宗教性、娱乐性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旅游景区，她将是灵寿县最重要的现代旅游休闲景区之一，对改善灵寿县百姓的生活、发展旅游、提升该县的整体形象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灵寿县文体局长付建敏表示，要借助七夕文化节、充分挖掘传统民俗文化，通过系列主题活动，将织女山生态风景区打造成为以“体验、休闲、观光；寻宗源、品山味、观奇峰”等“情”文化为特色的旅游黄金地；把灵寿织女山打造成为中国第一情山，为河北省的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奉献绵薄之力。
十七、传统陋习
行唐鬼，曲阳狼，灵寿人民出事强。这是灵寿人的自夸词。相比较而言，灵寿大山最多，民风也最纯朴，除了“傻”就是“实在”，除了“实在”就是“傻”，简称“傻实在”，肯定不如行唐曲阳的百姓心眼灵活。但曲阳和行唐也有流传至今的好风尚，灵寿也有一些传统陋习。上访告状就是灵寿的一种传统陋习，以致于本县历史上最有名的县令陆陇其也不堪其扰，专门写了一篇《息讼示》告诫县民。
陆陇其开篇先讲告示的目的和上访告状的危害性：“为劝息讼，以厚风俗事。照得健讼之风，最为民间大害。每因一时小忿不能忍耐，一讼在官，势不由己，经年累月，守候公门，受吏胥之侮，不敢出声，求逞其小忿，而反受无数恶状。不甘于此，而甘于彼，何其愚也。又有所争不过铢两，而讼之费反过于所争，甚而破产荡家者有之。故欲争气，则讼之，受气愈多；欲争财，则讼之，破家更甚。智者必不为此，即幸而胜，亦成一刻薄无行之人，仁人君子所深耻，而况其未必胜耶！”。
接着讲上访告状的成因和感受：“此皆由唆讼刁民，喜于有事，乘两造之小衅，因而怂恿成讼，希图取利，愚民不知，而入其网罗。本县每见此等恶习，未尝不痛之怜之”。
然后讲当时灵寿的现状：“灵寿一邑，向称醇朴寡讼，然本县未入境之前，已有抱讼牍而控于道旁者。诚恐此等习气而日进月长，浸成恶俗。”接着对县民开始劝诫和要求：“为此示仰境内人民知悉，除人命盗案万不容己者，方始告官，其余户婚、田土，小小忿争，务宜忍耐，听亲族劝息，勿听人唆。且如有一事吾果无理耶，固当开心见诚，自认不是；吾果有理耶，退让一步，愈见高雅。与其争此小之利，如何享安静之福？本县虽设有三、六、九告状日期，然但愿尔民为耕田凿井之民，不愿尔民为匍匐公庭之民；但愿尔民为孝友姻睦之民，不愿尔民为便给善讼之民。乡长、保长，宣传相告谕，俾咸体本县此意，相与勉为君子，而耻为浮薄，则人心和，而天意动，荒旱之灾亦可因而消弭矣。”
最后是对挑唆者的警示：“其有向来惯为刁唆、诬告、起灭词讼者，亦宜痛息省改，洗心易业。倘若怙恶不悛，本县访知，定行按法重处，决不姑贷。”
300多年已经过去了，今天我们再翻看陆公的《息讼示》，仍感到是在批评当下的一些不良风气。灵寿曾是石家庄地区的信访大县，甚至发生过县委牌子被上访人背到国家信访局的丢人事件。值得欣喜的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断解放思想，灵寿的上访告状者越来越少，和谐发财的风气正逐步在灵寿树立起来，上访告状的传统陋习也正逐步成为历史，陆公的“三个但愿”正在逐步实现。
十八、灵寿过去考学习俗
又到一年高考中考季。看着在考场外焦急等待的家长们和考完后焦头烂额的孩子们，感到孩子和家长真是不容易。但你可能不知道，在古代近代和解放前，甚至在30年前，学生考个学、甚至上个学有多难！
中国的教育，始于私塾。灵寿私塾始于何时，已无据可查。据县志载，到明清两代，城镇乡村普遍设有私塾。其中有些富户独家设立家塾，聘请一名塾师教授本家子弟。也有以祠堂、庙宇的地租收入或私人捐款举办的免收学费义塾，一般聘请2名塾师。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东关、西关、慈峪镇、岔头镇、牛城村、秋山村、韩家洼村各有义塾一所。讲授的内容初始为《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再继续上学可以学到四书、五经、诗词、史籍、诸子散文等较深的课程，并安排习字作文即“八股文”作业。由于私塾多、义塾少，穷人家的孩子一般都上不起学，即使上学也只读到《三字经》等初始阶段，学到四书、五经的只有少数富家子弟。据统计，明清时期，全国的文盲率达到90%以上，作为穷乡僻壤的灵寿，读书识字的只是凤毛麟角。
仅会作“八股文”还不行，要参加科举必须进行深造。本县古文庙西南有一所县学，是科举时代县内唯一的公办学校，也是学生预备应试科举的必须场所，学生不仅不交学费，而且公家还常年供应细粮肉食，比现在的上大学还幸福。但县学可不是一般学生能进的，需要经过县试和府试，考中的叫童生，也叫生员，俗称秀才，每个县只有20-30个名额，招收的还都是官宦子弟。考取秀才已经算是国家的人才了。清朝260多年历史，总共才考取46万秀才，平均每年录取1770人，不知比现在的博士金贵多少倍。秀才原则上不能当官，但仍有很多特权，见官不用跪，受审不用刑，免税免徭役，最不行的也能当个私塾讲师，养活一家绰绰有余。
这样少的县学人数自然满足不了学生的需要。为此，各县普遍建立起了书院。进入书院没有等级尊卑限制，也无须考试，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应试获取功名，而是为了教育、培养人的学问和德性。教师大部分是退休官员，也有在任的县官。灵寿书院始建于明万历四年，位于东门外侧，名曰“松阳书院”，明崇祯十一年“戊寅邑难”中被清兵焚毁。清乾隆二十九年，知县将陆公祠（旧公安局）前院扩建为书院，仍名为“松阳书院”。
如果还想当官，就要参加乡试，也就是三年一次、朝廷统一出题的全省考试。考中的就是举人。考个举人有多难？清朝260年共有举人15万，平均每年不到600个。河北省今年高考理科600名的分数线是673分，文科600名的分数线是641分，全国估计700分以上了。在古代，举人就已经是“官”了，最不行也能当个县丞，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要想当大官，还得进京考进士。考个进士有多难？每三年一次的全国会试，大概考取300名进士，平均每年100名进士。现在一所清华大学每年至少招收本科生3000名、研究生3000名，你就知道过去的一名进士有多牛了吧！你也就了解为什么古代百姓把所有的进士都叫“状员”了吧！
进士、举人这么难考，还有其他当官的渠道吗？也有，那就是当贡生。明清时期，朝廷每年从参加乡试的秀才中挑出一些成绩优异者，府、州、县也推荐一些优秀的人才，作为贡生送入京师国子监读书，作为国家备用官吏。优秀的贡生，经过廷试后，可按知县、教职分别任用。
据灵寿县志，从宋朝到清朝的近千年，本县共考取文科进士26名，武科进士12名；文科举人68名，武举35名；各类贡生341名。其中宋朝8名进士全部被韩亿及后代囊括，从韩亿开始，其后代已搬迁河南，本县宋朝进士实际只有韩亿1人，灵寿历史上全部文科进士实际只有19名。明朝文科进士最多，共12名。武进士和武举全部出现在清朝，清朝文科进士仅6名。也就是说，从宋朝至清末，全县平均每30年出1名进士，每10年出1名举人，每3年出1名贡生，难度可想而知。
清光绪31年（1905）废除科举，兴办学堂，灵寿将学宫的崇圣祠辟为教室，招1个男生班，成为县内第一所初等小学堂。随后各乡陆续开办初小。宣统元年（1909），灵寿创办第一所高等小学堂，招1个男生班。民国元年（1912），改学堂为学校。1917年，在城内村马家祠堂创立“灵寿县师范讲习所”，每年招生1个班。1930年，经在直隶七中教书的城内人郭飞天提议，民国县府在文庙北边建立了第一个女学堂，灵寿县从此有了女学生。1937年，全县初小达到142所；高小3所，分设于城内、慈峪和陈庄三处；全县在校学生约7000名。学生凡从低一年级升入高一年级，必须通过考试。从宣统元年（1909）至民国28年（1937）的28年中，由于绝大多数家庭无力供养子弟上学，因而从初小升入高小的总计不过800人，高小升入县师范的只有480人，升入正定河北七中、八师及保定志存中学的不到100人，高中升入大学的仅40多人。
“七七”事变后，教育工作陷入瘫痪。在日军疯狂扫荡的1943年，全县能够正常上课的学校减至75所，学生仅有2541人。日军被击退后，全县学校迅速得到恢复。1945年，全县小学发展到221所，在校学生5500名，儿童入学率为45%。1949年，全县小学增至248所，各行政村都有了学校，儿童入学率达到48%。从“七七”事变到新中国成立的10多年间，县内初小毕业升入高小的不过1000名，高小升入县师范及外地中等学校的总共不过200人，没有1人升入大学，成为近代灵寿教育最贫乏的时期。
学校的学制，清末初小5年，高小4年，仅小学就上九年；1912年改为初小4年，高小3年；1922年初小仍为4年，高小改为2年，即“四·二”制。学校的课程，清末除了读经（《三字经》之类）之外，初小设算术、修身、体操等，高小增历史、地理、音乐、图画等。民国17年（1928），废除读经，增设国文、劳动、军体、自然等，基本接近现代课程。学校经费来源，从清末到民国初年，每个小学都有官府拨付的资产，学校经费主要靠占有资产的租息来支付。从清末废除科举到新中国建立前的40多年间，尽管灵寿的学校和学生数量都有了很大发展，但无论初小还是高小，都没有离开一个“小”字。解放前的灵寿没有一所中学。
1951年，灵寿于西关村西、松阳河东北岸建设了第一所县办中学，即“灵寿中学”。当年招1个初中班，学生50名。1956、1957两年，相继于慈峪、陈庄、青同、寨头等13村建起13所初级中学。1958年，初中发展到23所，在校生达到近3000人。同年，灵寿中学开设2个高中班，本县正式有了高中。1968年，小学不再分初小高小，改为“五年一贯制”；中学开始普及，初高中由“三·三”制改为“二·二”制；许多村小学增设初中，多数公社还增设了高中，全县中学达到78所，在校学生达到5578人。1977年，全县中学达到99所，其中高中33所，在校学生22666人，成为全县中学的历史记录。1979年，为保障教学质量，将全县中学裁减至33所，其中高中5所。1980年，小学又恢复“四·二”制，初高中恢复“三·三”制，全县教育格局基本稳定下来。
解放后的考试制度，基本延续了严格的知识考核和择优录取的办法，其中高中考大学采用了全国统一命题、统一时间考试的“统考”办法。1966年，大学停止招生。1971年，大中专学校恢复招生，但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新办法。1977年，恢复正常的考试制度。全县考取大中专学校人数，1979年94名，全县录取率1.2%；1980年103名，录取率1.8%；1981年66名，录取率1.2%；1982年56名，录取率1.1%；1983年143名，录取率3.4%；1987年208名，录取率4.2%。2019年，全国高考录取率达到了80%以上，灵寿中学的本一上线数也达到了280人。
物以稀为贵。现在的大学好考了，含金量却大大降低了。但无论如何，高考仍是中低层平民子女走向社会高端的唯一渠道，而且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动力。
十九、老年儿灵寿人生命如草芥
小时候，听奶奶讲过一件旧事，说三姑幼年时得过一种叫作白喉的传染病，呼吸忽然发生困难，眼看就不行了，奶奶就想，死了就死了吧，还有好几个闺女呢。后来还是在我大爷爷的坚持下，被送到县医院，由杭医生切开气管，三姑才捡回一条生命。看奶奶讲到姑姑快不行时的坦然表情，当时感到特别奇怪，好像姑姑不是她亲生的一样。
近来翻看灵寿县志，越看越理解了奶奶的坦然。古时的人们，并不是不把生命当回事，而是生命在疾病面前真如草芥，病者听天由命，生者习以为常，实为一种在疾病面前的无奈。
说起来，灵寿在医学方面，还真出过一个历史名人。明代中叶，灵寿东关曾有一个叫郑国才的人，淡于仕途，不事举子业，笃志习医以救民困，因“精于岐黄之术”，举为御医，后升为御医院官。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他的医术有多高，但却记载了他为解除灵寿等西路各县的驿差之苦，提出西路六府按地亩征钱、就近雇人当差的办法，并被朝廷采用，实现了利国便民。
清代及民国以前，东关郑家、南寨罗家、慈峪高家、岔头和陈庄周家都是世代行医的名中医，其医术医德长期受到当地民众的称颂。但就全县来讲，不只像这样的好医生少得可怜，就连那些稍识医道、凑合行医混饭吃的“医生”包括在内，数量也不足百名。直至“七七”事变之前，灵寿没有一所医院，不足百名中医多数聚居在县城、慈峪、岔头、陈庄等几个较大的村坊，一般农村基本没有医生。1940年，赵景春等3人将西医技术传入本县，诊所也设在县城，西医技术根本深入不到广大农村地区。
正是由于医疗卫生技术的长期停滞不前，造成了百姓对疾病特别是传染病的恐惧和无奈。据县志载，清道光元年（1821），病疫流行，城关一带尤甚；同治元年（1862）七月，瘟疫大发，木佛村最重；同治十二年（1873），疟疫发生，自春延至冬。三次病疫官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死亡人数不明。天花、痘疹的发病更为频繁，每年春天，农村遍地都是儿童新坟。1932年春，青廉村发生疫病，速者一日即死，两个月全村死亡160多人。1941年8月，日本对丘陵、山区大扫荡之后，被扫荡区遭遇瘟疫，患者18821人，死亡801人，抗日政府发动医务人员治愈18000余人。1942年春，此疫又开始流行，有些村庄病死者多至无人抬出埋葬。1943年夏，回归热突发，迅速蔓延全县，山区最重，10日内病倒3000多人，到七月初，病死1641人，其中郝家河死亡人数过半，北燕川158人全部病倒，死63人，全县绝户不计其数。边区拨款15000元、委派13名军医协助当地医生抢救治疗，但6000名病患治愈率仅为60%，其形势之猛、死亡之多，均为历史所罕见。整个抗日期间，由于群众居无定所，逃亡集聚，饥饿惊悸，各种病患多而猖獗，仅死于疫病者高达10018人，比日军惨杀我百姓7830人还多2000多人！
灵寿县医疗卫生的真正改变，始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大力推进。1943春，抗日政府所属供销社医药股附设中医门诊及零售药铺，医疗费用低于私人诊所。同年7月，晋察冀边区政府于陈庄设立新华诊疗所，贫苦者和抗属免费治疗。1945年4月，在县抗日政府领导下，成立灵寿县中西医合作社，除灵寿一带敌占区外，县内98名中西医全部入社，并设立了慈峪、陈庄、团泊口三个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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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县人民诊所发展成为县医院，驻东关尼姑庵，创办经费为500斤小米，医务人员仅4名，只诊治一些常见病、多发病。1952年改称县卫生所，1954年改称县卫生院，医务人员达到40名，病床30张。1970年，县卫生院由雷家街迁到北关关帝庙，医务人员达到58名，床位达到59张。1975年，正式改名为县医院。同时，1958年建成了陈庄分院，1970年建成了青同分院，1971年建成慈峪分院，1972年建成团泊口分院，形成了遍布全县各个区域、具有内外科功能的小规模医院群体。医疗卫生也逐步向乡村拓展，1958年，随着人民公社的建立，全县28个人民公社相继建成了卫生院，并逐步过渡为集体性质医院。农村医疗摊点也逐渐增多，到1964年，农村医疗摊点发展到217个。卫生防疫也迅速推进，1949年春，开始免费提供牛痘疫苗，并连续接种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而天花在1950年发生27例后，正式在本县绝迹。从1952年开始，逐步开始接种鼠疫、麻疹、小儿麻痹、乙型脑炎、布病、白喉、结核等十多种疫苗，儿童死亡率迅速下降。1956年专设县卫生防疫站，1958年掀起“除四害、讲卫生”群众运动，逐步改变了人们的不良生活习惯。
尽管医疗卫生逐步向农村延伸，但农村医疗卫生的真正普及还得归功于老人家。1965年1月，毛泽东对卫生部的工作提出批评：“卫生部想不想面向工农兵？”。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卫生部的工作：“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这就是著名的“6.26”指示。1965年，灵寿县开始发展农村合作医疗，建立村级卫生室（兼保健站），当年县卫生院为农村培训“赤脚医生”60名，接生员50名。到1973年全县267个大队有259个建立了保健站，实行了农村合作医疗。1971年，各公社卫生院、大队卫生所普遍设置卫生防疫医生和防疫员，形成县、公社、大队三级卫生防疫网。1974年，以村为单位，对12岁以下儿童开展有计划地为儿童进行免疫，小儿麻痹、白喉两种疾病从灵寿绝迹。农村所有公社社员都加入了合作医疗，社员只要每年交纳几分到几角的保健费，就可以全年免费治疗用药，不足资金由生产大队节余支付。农村赤脚医生负责本村农民的看病防疫，尽管只是治个头疼脑热，甚至也出现个别误诊，但却初诊了农村大部分疾病，普及了农村防疫，基本解决了农民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困难，使农民的身体健康有了基本保障。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赤脚医生制度，曾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中国农村卫生工作的三大法宝。1975年，曾有《春苗》《红雨》两部电影歌颂了农村赤脚医生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土地责任制的推行，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解体，农村合作医疗随之消散，村办集体医疗诊所也变为个体经营，但乡镇卫生院却仍然保存了下来。医疗卫生事业逐步得到发展，除县医院迅速发展壮大外，还相继建成了中西医结合医院、计划生育医院、妇幼保健院和疾病控制中心，百姓的就医水平有了较大的改善。特别是2002年实行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2017年实施的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医保合并，大大减轻了农民的看病就医负担，灵寿人民的健康正在逐步得到保障。
灵寿医疗卫生的发展史充分说明，真正改变生命如草芥灵寿人命运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真正迅速提升最广大农村医疗卫生水平的救星是毛泽东。无论毛泽东的实践成功与否，他维护最底层贫苦人民利益的思想和行动是中外历史上任何伟人所无可比拟的，这也许就是他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不朽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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