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系辞》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
远古时代殡葬极为简易，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对死者的埋葬问题，逐渐发展成为一件大事。今日保存下来的许多重要文物古迹，不少就是坟墓的遗迹遗物，如著名的埃及金字塔，就是四五千年前埃及法老的陵墓。
中国至春秋时代时，孔子大力提倡“孝道”，厚葬之风日盛，历代不衰，并逐渐形成一套隆重复杂的祭祀礼仪制度和墓葬制度，以及种种讲究。于是，坟墓被认为是安葬祖宗及父母之首邱，上可尽送终之孝，下以为启后之谋。
所以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对坟墓的安置均格外重视。而作为为人择地卜葬的堪舆家（风水师），更以阴宅为先务之急。
风水理论认为，祖墓的风水，会影响后人的命运；而一国之君陵墓的风水，则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命运。历代的皇家陵寝都十分重视选择陵穴，以图皇权永固。
皇陵一般都位于京师附近，如西周、秦、汉、隋唐均以长安为京师，故此这五个朝代的皇陵大多集中于长安附近；而元、明、清三代均以北京为京师，所以这三代的皇陵皆位于北京附近。 唐朝帝王陵墓区，分布于关中盆地北部，陕西渭水北岸之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蒲城一带山地，东西绵延三百余里。
唐陵的特点是“依山为陵”，不象秦汉陵墓那样采取人工夯筑的封土高坟，而开“山陵”之先河。十八座唐陵中，仅献陵、庄陵、端陵位于平原，余均利用天然山丘，建筑在山岭顶峰之下，居高临下，形成“南面为立，北面为朝”的形势。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东22公里的九峻山主峰，九峻山山势突兀，海拔1888米，南隔关中平原，与太白、终南诸峰遥相对峙。东西两侧，层峦起伏，沟壑纵横，愈加衬托出陵山主峰的险峻雄伟。
除了四周山峦的护卫之外，更有泾水环绕其后，渭水萦带其前，山水具佳，愈加显得气势磅礴，蔚为壮观。 由昭陵主峰迤逦而南，有167座功臣贵戚陪葬墓，占地约30万亩。
李世民的玄宫居高临下，陪葬墓列置两旁，衬托出昭陵至高无上的气概。 乾陵是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合葬陵，坐落在乾县西北的梁山上。
据《新唐书？高宗本纪》记载，李治于光宅元年（684年）葬于乾陵，神龙二年（706年）重启乾陵墓道，将武则天合葬于墓中。梁山海拔1049米，呈圆锥形，山巅三峰耸立，北峰居中最高，即乾陵地宫所在，为陵之主体，与九峻山遥相比峻。
南面两峰较低，东西对峙而形体相仿，犹如天然门阙华表捍陵。上面各有土阙，望之似乳头，俗称“奶头山”。
梁山东有豹谷，西有漠谷，整个地势似一个头北脚南仰卧在大地上的人体。乾陵因山为陵，以山为阙，气势雄伟，规模宏大，陵园有内城外成之分。
内城的南、北、东、西城垣基址程度分别为1450米、1450米、1582米和1482米，城垣均为夯筑而成。内城四面各开一门。
陵园内有石刻群，除内城四门各有一对石狮，北门立六石马（今存一对）外，其余石像均集中排列在南面第二、三道门之间……从南至北，计有华表、翼兽、鸵鸟各一对，石马及牵马人五对；石人十对，还有无字碑、述圣碑和六十一个“蕃酋”像，丝毫不减皇宫之气派。 北宋帝王陵墓，从宋太祖赵匡胤父亲的永安陵起，至哲宗赵煦的永泰陵止，共计八陵，集中于河南巩县境内洛河南岸的台地上。
陵区以芝田镇为中心，在相距不过十公里的范围内，形成一个相当大的陵区。 北宋王朝建都开封，陵区却设在巩县，远离京师汴京，其主要原因是这里山水秀丽，土质优良，水位低下，适合挖墓穴和丰殓厚葬。
陵区南有嵩岳少室，北有黄河天险，可谓“头枕黄河，足蹬嵩岳”，是被风水家视为“山高水来”的吉祥之地。 宋代帝陵在地形选择上与别代迥异。
历代帝陵或居高临下，或依山面河，而宋陵则相反，它面嵩山而背洛水，各陵地形南高北低置陵台于地势最低处。原来，在宋代盛行与汉代图宅术有关的“五音姓利”风水术，该风水术把姓氏按五行分归五音，再按音选定吉利方位。
宋代皇帝姓赵，属于“角”音，利于壬丙方位，必须“东南地穹，西北地垂”。因此宋代各陵地形皆东南高而西北低。
明代以后，风水学特别重视关于山川形胜的形法，因而明清两代的帝陵风水格外讲究，加之建筑的配合，皇陵的选择与规划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 明十三陵，位于北京西郊昌平县北十里处，自公元1409年开始修建长陵，至1644年明朝灭亡，十三陵的营造工程历经二百余年，未曾间断。
燕王朱棣在南京登上帝位以后，即打算迁都北京。永乐五年（1407年），皇后许氏死，朱棣没有在南京建陵，而是派礼部尚书赵江和江西风水名师廖均卿等人去北京寻找吉壤。
朱棣派出的人马足足跑了两年时间，才找到几处可供选择的地方。据说，最初选在口外的屠家营，但因皇帝姓朱，“朱”与“猪”同音，猪要进了屠家定要被宰杀，犯地讳不能用。
另一处选在昌平西南的羊山脚下，因后面有村叫“狼口峪”，猪旁狼则更危险，也不能用。也曾选过京西的“燕家台”，可“燕家”与“晏驾”谐音，不吉利。
京西的潭柘寺景色虽好，但山间深处，地方狭窄，没有子孙发展的余地，也未能当选。到永乐七年，最终选定了由江西风水师廖均。
中国古代帝王对于陵墓选址是极其重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对皇帝本人来讲，选择一个万年吉地是一大心愿，他希望死后继续享受帝国的荣华富贵和皇帝的威严，希望他的威严在另一个世界能够延续。
其次，对于整个皇族而言，这是关系到龙脉兴旺的重大事情，所以不得不慎重。最后，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这也是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
一般来说，政府会设立专门负责修皇帝陵墓的机构，比如，在明朝主要是工部负责，而负责的大臣，主要是内阁大臣。主持修陵工程不但是一种荣誉，而且也是被皇帝信任和重用的表现，主持者在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都会获得丰收。
那么，选择陵墓地址又是如何进行的呢？ 第一，皇帝召开御前会议，宰相大臣、各部尚书必须参加。皇帝提出具体要求，大臣们讨论补充，商量成若干原则；然后成文，呈给皇帝，皇帝批准后，就可以执行。
第二，请当时最权威的风水大师一起参与勘察，选择几个方案由皇帝最后定夺。当然也不是某个风水大师的一次勘察，而是很多大师联合作业，甚至是不同批次的实地研究，然后做好方案，主持大臣再修改补充，呈交给皇上。
第三，皇帝看后，再和大臣讨论，把不符合皇上意思的地方修改过来，以及不符合本朝基本原则的地方修正，尽量追求完美。 当然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所以在民间看来，皇帝选择陵墓玄机重重。
秦始皇陵朝向的“秘密” 按照中国古老习俗，凡修庙、造坟、建房，通常要坐北朝南。中国历代帝王之陵，绝大部分也是坐北朝南的。
但赫赫有名的秦始皇的坟墓，却很奇怪的是坐西朝东的。 过去一直以为秦始皇的墓是朝北的，因为根据一些军事、政治理论认为，他修筑长城，是防患匈奴。
但匈奴直到秦始皇死了仍没有消灭，他死不瞑目，所以他的坟墓是面朝北面的渭河，表示时刻注视敌人，戒备不懈。 但是，作为秦始皇陵园组成部分之一的秦兵马俑出土后，人们发现，这几千个兵马俑都一齐面向东方。
考古学家和史学家便认为，秦始皇墓葬本身并不是坐南朝北，而是坐西向东的。那么，它为什么要坐西向东呢？ 一种看法认为，秦始皇“灭六国，定一统”是成功了，但统治并不十分巩固。
秦始皇常说“东方有天子气”，一直放心不下。因此，他命人修驰道，先后四次东巡（仅作过一次北上），绝不会是单纯的寻欢作乐，游山玩水，而是出于“安内攘外”的考虑。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秦始皇陵之所以坐西向东，除了显示自己雄踞西北，横扫东方六国，统一中国的威风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生前无法觅到不死之药，死后也要闭着双目瞻望东方，以求神仙引渡到天国。 纵观秦始皇一生，他派遣徐福东渡黄海，寻觅蓬莱、瀛州诸仙境，并多次亲自出巡，东临碣石，南达会稽，在琅琊、芝罘一带留连忘归，由此可见，他对东海仙境是何等地向往。
此外，人们发现骊山的西边，秦庄襄王（秦始皇的父亲）、秦孝文王（爷爷）、秦昭襄王（秦始皇的太爷）、宣太后（昭襄王之母）、悼太子（昭襄王之弟）的四个陵（其中孝文王和昭襄王合一陵园）与骊山东边的秦始皇陵，都是秦东陵，同属秦代的正阳县，这些陵墓都坐西朝东。再向上溯源，凤翔的秦陵（春秋时代秦国诸侯多葬于此）也都坐西向东，这表明了秦人，由西向东进入中原政治舞台的轨迹。
宋陵 宋代帝王为了稳坐江山，也十分迷信风水。 宋陵在河南巩县南部，到过此地的人，总不免要问：为什么北宋的七个皇帝都要把陵墓修在远离开封二百公里之处？为什么宋陵的南面入口处高于北面的地形？按传统的丧葬习俗，进入南边的陵区后，往北的建筑群落应当越走越高，而宋陵怎么背道而驰？ 回答这些问题，只能从风水角度加以解释。
宋代的风水先生把老百姓的姓氏统统按照古代音乐中的五音（宫、商、角、徵、羽）排列，这叫“五音姓利”。选择地势，要根据姓氏的音属。
宋代皇帝赵姓属角音。角音的人死了应当选择东南高而西北低的地势。
在开封附近没有适合角音的地势，只好在河南巩县安寝了。这里方圆数十里地势平缓，自东南向西北倾斜，符合风水先生的要求。
宋陵还实际“昭穆之法”，南为前，北为后，东为昭，西为穆。等级高的陪葬人员置于昭，等级低的陪葬人员置于穆。
宋代的皇后不能与皇帝同穴，男尊女卑，她们埋在西北角。 在这块风水宝地，除了七座皇帝陵外，还有三百多座皇族及功臣的坟墓，组成了一个大的陵区。
宋朝皇帝如此讲究风水，但仍然不能免除厄运，金人入侵中原，宋徽宗和宋钦宗被俘，身葬异乡，南宋皇帝的尸骨不得不远离祖宗，埋在江南。看来，风水还是没有保佑北宋赵氏皇族。
明孝陵 安徽凤阳城西南十公里，有一座明代皇陵，陵墓里埋着明太祖朱元璋的父母，是明代最早建筑的一座皇陵。 有则传说，当年朱元璋和他的一个哥哥，抬着父亲的棺材去掩埋时，半路遇上大雨，只好把棺材暂时放在一个土坡上，兄弟俩找了个地方避雨。
过了一会儿，雨过天睛，再去抬棺材时，棺材已被沙土掩埋起来，因此，人们都说这是“天葬”。 传说归传说，即使棺材被掩埋起来，也是土坡崩塌而下的偶然巧合，不值得大惊小怪。
当时穷人的埋葬，的确是非常简单不过的。
满清入关前，在沈阳有努尔哈赤的福陵（东陵）和皇太极的昭陵 （北陵）。
入关后，有东陵和西陵。东陵在河北遵化，有顺治、康熙、乾隆 等皇帝及慈安、慈禧太后的陵墓。
西陵在河北易县，有雍正、嘉庆、光绪 等皇帝的陵墓。 清代皇帝的陵墓，都是当时有名的风水大师长时间寻山用罗经格定的 “风水宝地”，其共同特点是“子山午向”，北面一定要有玄武之“靠”， 南方一定要有水系明堂之“照”，东西两边要有“青龙”和“白虎”环 绕。
这样选择的依据，都是遵照《葬书》里面所说的风水术。
古代帝皇是这样的，在大行皇帝入殓安奉陵寝之后。
新任帝王在元年登基大典后宣钦天监，则黄道吉日，选定风水最佳的龙型万年吉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帝王陵寝）
在选择好一片万年吉地了后，由钦天监汇报给皇帝，皇帝会亲自带人视察核准最佳最满意的陵寝的位置，待到皇帝满意时，会取下自己常年随身携带的信物（比如玉佩，玉扳指，宝剑等物品）扔下去。这就叫定眼。定眼所在地方就是陵寝的开工建造的位置。然后必须将皇帝扔下去的随身携带的信物找到，信物所在的地方将来就是皇帝棺椁下的金井，然后把随身携带的信物投入金井里！就是这样建造的！等待皇帝大行之后入殓安奉陵寝。
中国的王朝国祚不长的原因其实就在对皇陵的重视。
再好的地，都受到地运的作用，皇帝都要按照祖制，在死后进入皇陵安葬。 这样的话几代以后进去的皇帝必然受到地运的影响，地虽好但却已失运，正好是大败之地。
虽然皇家有一流的地师，可以做到三元不败之地，但这个也仅仅只能在地运好的时候葬下去。 在地运不好的时候再做，也不会福荫后代，甚至使后代败绝。
还有一个就是皇陵是一大块坟坛，而不管多好的地，穴位必然只在那么一块。后来的帝王必然葬不在龙穴之地，自然得不到龙气。
而且这种祖坟坛时间长了以后，葬的人多了，必然会造成磁场的混乱，也就是慢慢形成乱葬岗的情况，自然会使得好地也会变成败地。 所以中国皇家一直延续的这种皇陵的形式，必然造成国祚慢慢衰微的情况，更有甚者可能没几代便会败绝。
这个就是中国皇朝的皇陵最严重的风水问题，也正是这个问题使得国祚不长久。 其实这种祖坟坛的模式也一直延续在民间。
所以再大的家族，当时再兴盛的家族，慢慢的一定也会衰败。
易经·系辞》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
远古时代殡葬极为简易，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对死者的埋葬问题，逐渐发展成为一件大事。今日保存下来的许多重要文物古迹，不少就是坟墓的遗迹遗物，如著名的埃及金字塔，就是四五千年前埃及法老的陵墓。
中国至春秋时代时，孔子大力提倡“孝道”，厚葬之风日盛，历代不衰，并逐渐形成一套隆重复杂的祭祀礼仪制度和墓葬制度，以及种种讲究。于是，坟墓被认为是安葬祖宗及父母之首邱，上可尽送终之孝，下以为启后之谋。
所以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对坟墓的安置均格外重视。而作为为人择地卜葬的堪舆家（风水师），更以阴宅为先务之急。
风水理论认为，祖墓的风水，会影响后人的命运；而一国之君陵墓的风水，则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命运。历代的皇家陵寝都十分重视选择陵穴，以图皇权永固。
皇陵一般都位于京师附近，如西周、秦、汉、隋唐均以长安为京师，故此这五个朝代的皇陵大多集中于长安附近；而元、明、清三代均以北京为京师，所以这三代的皇陵皆位于北京附近。 唐朝帝王陵墓区，分布于关中盆地北部，陕西渭水北岸之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蒲城一带山地，东西绵延三百余里。
唐陵的特点是“依山为陵”，不象秦汉陵墓那样采取人工夯筑的封土高坟，而开“山陵”之先河。十八座唐陵中，仅献陵、庄陵、端陵位于平原，余均利用天然山丘，建筑在山岭顶峰之下，居高临下，形成“南面为立，北面为朝”的形势。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东22公里的九峻山主峰，九峻山山势突兀，海拔1888米，南隔关中平原，与太白、终南诸峰遥相对峙。东西两侧，层峦起伏，沟壑纵横，愈加衬托出陵山主峰的险峻雄伟。
除了四周山峦的护卫之外，更有泾水环绕其后，渭水萦带其前，山水具佳，愈加显得气势磅礴，蔚为壮观。 由昭陵主峰迤逦而南，有167座功臣贵戚陪葬墓，占地约30万亩。
李世民的玄宫居高临下，陪葬墓列置两旁，衬托出昭陵至高无上的气概。 乾陵是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合葬陵，坐落在乾县西北的梁山上。
据《新唐书？高宗本纪》记载，李治于光宅元年（684年）葬于乾陵，神龙二年（706年）重启乾陵墓道，将武则天合葬于墓中。梁山海拔1049米，呈圆锥形，山巅三峰耸立，北峰居中最高，即乾陵地宫所在，为陵之主体，与九峻山遥相比峻。
南面两峰较低，东西对峙而形体相仿，犹如天然门阙华表捍陵。上面各有土阙，望之似乳头，俗称“奶头山”。
梁山东有豹谷，西有漠谷，整个地势似一个头北脚南仰卧在大地上的人体。乾陵因山为陵，以山为阙，气势雄伟，规模宏大，陵园有内城外成之分。
内城的南、北、东、西城垣基址程度分别为1450米、1450米、1582米和1482米，城垣均为夯筑而成。内城四面各开一门。
陵园内有石刻群，除内城四门各有一对石狮，北门立六石马（今存一对）外，其余石像均集中排列在南面第二、三道门之间……从南至北，计有华表、翼兽、鸵鸟各一对，石马及牵马人五对；石人十对，还有无字碑、述圣碑和六十一个“蕃酋”像，丝毫不减皇宫之气派。 北宋帝王陵墓，从宋太祖赵匡胤父亲的永安陵起，至哲宗赵煦的永泰陵止，共计八陵，集中于河南巩县境内洛河南岸的台地上。
陵区以芝田镇为中心，在相距不过十公里的范围内，形成一个相当大的陵区。 北宋王朝建都开封，陵区却设在巩县，远离京师汴京，其主要原因是这里山水秀丽，土质优良，水位低下，适合挖墓穴和丰殓厚葬。
陵区南有嵩岳少室，北有黄河天险，可谓“头枕黄河，足蹬嵩岳”，是被风水家视为“山高水来”的吉祥之地。 宋代帝陵在地形选择上与别代迥异。
历代帝陵或居高临下，或依山面河，而宋陵则相反，它面嵩山而背洛水，各陵地形南高北低置陵台于地势最低处。原来，在宋代盛行与汉代图宅术有关的“五音姓利”风水术，该风水术把姓氏按五行分归五音，再按音选定吉利方位。
宋代皇帝姓赵，属于“角”音，利于壬丙方位，必须“东南地穹，西北地垂”。因此宋代各陵地形皆东南高而西北低。
明代以后，风水学特别重视关于山川形胜的形法，因而明清两代的帝陵风水格外讲究，加之建筑的配合，皇陵的选择与规划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 明十三陵，位于北京西郊昌平县北十里处，自公元1409年开始修建长陵，至1644年明朝灭亡，十三陵的营造工程历经二百余年，未曾间断。
燕王朱棣在南京登上帝位以后，即打算迁都北京。永乐五年（1407年），皇后许氏死，朱棣没有在南京建陵，而是派礼部尚书赵江和江西风水名师廖均卿等人去北京寻找吉壤。
朱棣派出的人马足足跑了两年时间，才找到几处可供选择的地方。据说，最初选在口外的屠家营，但因皇帝姓朱，“朱”与“猪”同音，猪要进了屠家定要被宰杀，犯地讳不能用。
另一处选在昌平西南的羊山脚下，因后面有村叫“狼口峪”，猪旁狼则更危险，也不能用。也曾选过京西的“燕家台”，可“燕家”与“晏驾”谐音，不吉利。
京西的潭柘寺景色虽好，但山间深处，地方狭窄，没有子孙发展的余地，也未能当选。到永乐七年，最终选定了由江西风水师廖均卿。
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陈喜波、韩光辉两位学者曾就此作过专门的研究。
清东陵（见上图），据说是顺治亲自跑马游山而选定的风水宝地，他们分析后认为，这里确是一块风水绝佳之地。其依据是—— 整个陵区以昌瑞山为界，以北称”后龙”，是龙脉来源； 陵区以昌瑞山为靠山，东侧的鹰飞倒仰山为青龙； 西侧的黄花山为白虎； 南部的形如覆钟的金星山为朝山； 远处的影壁山为案山； 马兰河、西大河二水环绕屈曲流过，环抱有情。
从上面看，清东陵是“山环水绕、负阴抱阳”的水水格局。青山环护，形成了拱卫、环抱、朝揖之势，实为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
根据当年留下的建陵资料，依传统的“分金立向”风水理论，确定陵寝建筑的中轴线。东陵主陵孝陵和南部的金星山构成整个陵寝的建筑轴线，整个陵区的方圆数十平方公里的山川景物，都由金星山和昌瑞山一线相连的山向所控扼，这条轴线在陵区内诸多陵寝的有机配置下，得到不断充实和强化，在空间序列的展开层次上，处处得到山川形胜景物天成的有序映衬和烘托，显示了“天人合一”的宇宙图景。
《易经·系辞》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
远古时代殡葬极为简易，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对死者的埋葬问题，逐渐发展成为一件大事。今日保存下来的许多重要文物古迹，不少就是坟墓的遗迹遗物，如著名的埃及金字塔，就是四五千年前埃及法老的陵墓。
中国至春秋时代时，孔子大力提倡“孝道”，厚葬之风日盛，历代不衰，并逐渐形成一套隆重复杂的祭祀礼仪制度和墓葬制度，以及种种讲究。于是，坟墓被认为是安葬祖宗及父母之首邱，上可尽送终之孝，下以为启后之谋。
所以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对坟墓的安置均格外重视。而作为为人择地卜葬的堪舆家（风水师），更以阴宅为先务之急。
风水理论认为，祖墓的风水，会影响后人的命运；而一国之君陵墓的风水，则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命运。历代的皇家陵寝都十分重视选择陵穴，以图皇权永固。
皇陵一般都位于京师附近，如西周、秦、汉、隋唐均以长安为京师，故此这五个朝代的皇陵大多集中于长安附近；而元、明、清三代均以北京为京师，所以这三代的皇陵皆位于北京附近。 唐朝帝王陵墓区，分布于关中盆地北部，陕西渭水北岸之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蒲城一带山地，东西绵延三百余里。
唐陵的特点是“依山为陵”，不象秦汉陵墓那样采取人工夯筑的封土高坟，而开“山陵”之先河。十八座唐陵中，仅献陵、庄陵、端陵位于平原，余均利用天然山丘，建筑在山岭顶峰之下，居高临下，形成“南面为立，北面为朝”的形势。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东22公里的九峻山主峰，九峻山山势突兀，海拔1888米，南隔关中平原，与太白、终南诸峰遥相对峙。东西两侧，层峦起伏，沟壑纵横，愈加衬托出陵山主峰的险峻雄伟。
除了四周山峦的护卫之外，更有泾水环绕其后，渭水萦带其前，山水具佳，愈加显得气势磅礴，蔚为壮观。 由昭陵主峰迤逦而南，有167座功臣贵戚陪葬墓，占地约30万亩。
李世民的玄宫居高临下，陪葬墓列置两旁，衬托出昭陵至高无上的气概。 乾陵是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合葬陵，坐落在乾县西北的梁山上。
据《新唐书？高宗本纪》记载，李治于光宅元年（684年）葬于乾陵，神龙二年（706年）重启乾陵墓道，将武则天合葬于墓中。梁山海拔1049米，呈圆锥形，山巅三峰耸立，北峰居中最高，即乾陵地宫所在，为陵之主体，与九峻山遥相比峻。
南面两峰较低，东西对峙而形体相仿，犹如天然门阙华表捍陵。上面各有土阙，望之似乳头，俗称“奶头山”。
梁山东有豹谷，西有漠谷，整个地势似一个头北脚南仰卧在大地上的人体。乾陵因山为陵，以山为阙，气势雄伟，规模宏大，陵园有内城外成之分。
内城的南、北、东、西城垣基址程度分别为1450米、1450米、1582米和1482米，城垣均为夯筑而成。内城四面各开一门。
陵园内有石刻群，除内城四门各有一对石狮，北门立六石马（今存一对）外，其余石像均集中排列在南面第二、三道门之间……从南至北，计有华表、翼兽、鸵鸟各一对，石马及牵马人五对；石人十对，还有无字碑、述圣碑和六十一个“蕃酋”像，丝毫不减皇宫之气派。 北宋帝王陵墓，从宋太祖赵匡胤父亲的永安陵起，至哲宗赵煦的永泰陵止，共计八陵，集中于河南巩县境内洛河南岸的台地上。
陵区以芝田镇为中心，在相距不过十公里的范围内，形成一个相当大的陵区。 北宋王朝建都开封，陵区却设在巩县，远离京师汴京，其主要原因是这里山水秀丽，土质优良，水位低下，适合挖墓穴和丰殓厚葬。
陵区南有嵩岳少室，北有黄河天险，可谓“头枕黄河，足蹬嵩岳”，是被风水家视为“山高水来”的吉祥之地。 宋代帝陵在地形选择上与别代迥异。
历代帝陵或居高临下，或依山面河，而宋陵则相反，它面嵩山而背洛水，各陵地形南高北低置陵台于地势最低处。原来，在宋代盛行与汉代图宅术有关的“五音姓利”风水术，该风水术把姓氏按五行分归五音，再按音选定吉利方位。
宋代皇帝姓赵，属于“角”音，利于壬丙方位，必须“东南地穹，西北地垂”。因此宋代各陵地形皆东南高而西北低。
明代以后，风水学特别重视关于山川形胜的形法，因而明清两代的帝陵风水格外讲究，加之建筑的配合，皇陵的选择与规划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 明十三陵，位于北京西郊昌平县北十里处，自公元1409年开始修建长陵，至1644年明朝灭亡，十三陵的营造工程历经二百余年，未曾间断。
燕王朱棣在南京登上帝位以后，即打算迁都北京。永乐五年（1407年），皇后许氏死，朱棣没有在南京建陵，而是派礼部尚书赵江和江西风水名师廖均卿等人去北京寻找吉壤。
朱棣派出的人马足足跑了两年时间，才找到几处可供选择的地方。据说，最初选在口外的屠家营，但因皇帝姓朱，“朱”与“猪”同音，猪要进了屠家定要被宰杀，犯地讳不能用。
另一处选在昌平西南的羊山脚下，因后面有村叫“狼口峪”，猪旁狼则更危险，也不能用。也曾选过京西的“燕家台”，可“燕家”与“晏驾”谐音，不吉利。
京西的潭柘寺景色虽好，但山间深处，地方狭窄，没有子孙发展的余地，也未能当选。到永乐七年，最终选定了由江西风水师廖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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